万万没想到（钓鱼执法案例恶性事件）钓鱼执法的十个著名案例，那些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钓鱼执法案，上海钓鱼事件简介，

2009年10月12日，18岁的孙中界从河南来到了上海。

孙中界的哥哥孙中记在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车队当队长，经过孙中记的介绍，孙中界也到了庞源公司担任一名司机。

10月13日，孙中界开始上岗开车，他的工作是驾驶一辆公司的金杯面包车，负责接送公司的员工。

10月14日晚，孙中界接到公司的通知，准备到上海市南汇区航头镇接人。

晚上7时30分许，孙中界沿着闸航路自西向东行驶至召泰路路口时，一名男子突然冲到马路中央扬手拦车。

孙中界停车后，男子拉开车门做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并对孙中界哀求：

“兄弟帮帮忙，我冻了一个多小时了，又打不到车，到航头有急事”。

孙中界见他只穿着一件T恤，又刚好顺路，就同意捎他一程。

大约五分钟后，这名男子说到了，孙中界便靠边停车。

孙中界停好车后，搭车男子便从口袋中掏出10元钱放在副驾驶位前的台面上，随后又从副驾驶位伸出左脚踩住刹车，并拔下了面包车的车钥匙。

这时，一辆面包车快速冲到了孙中界车子的侧前方，车上下来了几名便衣男子，强行将孙中界拽下了车，并将孙中界的手机、驾驶证、行驶证一并带走。

孙中界被押上面包车后，面包车开进了一个胡同，胡同里听着一辆依维柯汽车，随后孙中界又被押上了依维柯。

依维柯上坐着几名穿制服的男子，自称是浦东新区执法队的人，一名执法人员拿着《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处理通知书》和《暂扣、扣押物品凭证》，要求孙中界签字。

通知书上记载着“该车无营运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业务”等字样。

孙中界拒绝签字，并向执法人员辩解，自己没有开黑车，自己纯粹是看对方可怜做个好事捎带一段路。

然而，孙中界的辩解，根本无人理睬，孙中界唯一被告知的事情是，如果不签字，他就走不了。

那时的依维柯上，除了孙中界，还有其他三名与他遭遇类似的司机。

8点45分许，在僵持了一个小时后，孙中界感到尿急并且无法忍受，然而执法人员并不允许孙中界去小便，在这种情况下，孙中界在处理通知书和扣押凭证上签了字。

签好字后，执法人员将手机交还给了孙中界，并允许孙中界离开，然而孙中界所驾驶的金杯面包车却被扣押了。

晚上9点30分许，回到鲁汇镇租房处的孙中界，回想起当日发生的一切悲愤交加。

原本是出于好心，帮一个陌生的路人捎带一段路，结果却被行政执法队的人员扣了一个小时，最终公司的车子也被扣走了，还要面临着一万元的罚款。

这些事都发生在他来上海的第三天，到公司上班的第二天，越想越后悔，越想越窝囊，一怒之下孙中界跑到厨房，操起菜刀往自己的左手小拇指剁了下去。

闻讯赶来的孙中记吓坏了，孙中界浑身是血，左手小拇指几乎全断了，只剩下一点皮肉还连着。

孙中记赶紧把弟弟送往医院，经诊断为左小指肌腱断裂，伤及肌肉、骨头和神经系统，医生当晚给孙中界做了手指缝合手术。

经过医生的抢救，孙中界的手指勉强保住了，但也差不多废了。

孙中界因被钓鱼执法而断指自证清白的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关注。

关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事故采取了“钓鱼执法”的违法方式，关键就在于当晚孙中界车上的“乘客”是不是“职业鱼钩”。

10月18日，孙中界断指事件经引起上海市政府的重视，上海市政府明确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之于众。

10月2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布了孙中界案件的调查结果：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

同日，浦东新区政府另行成立了由12人组成的调查组，调查组的人员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媒体代表、社区和企业代表。

同时，浦东新区政府明确将城管部门排除在调查组之外。

经过调查，当时孙中界车上的“乘客”名字叫陈雄杰，陈雄杰号称那天是第一次配合城管部门进行执法，之前并未有过类似的经历。

然而，调查组在抽查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9年8月份的执法活动案卷时，在笔录中发现陈雄杰也曾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

随着调查的深入，证实陈雄杰的实际身份就是一名“钓钩”，而充当“钓钩”身份的人员，远不止陈雄杰一人。

除了多名“钓钩”外，调查组还发现了一名“钓头”蒋某某。

调查组在检查相关财务资料后发现，“钓钩”每成功举报一起“非法营运”，城管部门都会向其支付一笔“专项整治劳务费”。

而不同“钓钩”的“专项整治劳务费”，都是由“钓头”蒋某某代为领取。

后在调查组的调查压力下，蒋某某承认了自己组建了“钓钩集团”，人员共计三四十人，专门配合城管部门进行执法。

据蒋某某供述，14日当天，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将当天的执法时间和地点告诉了他，他转告陈雄杰后，陈雄杰当晚按照事先约定的路线将孙中界驾驶车辆带到了执法人员检查点。

10月26日中午，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通报“联合调查组”关于10月14日“孙中界事件”的调查报告和区政府关于此事件的处理意见。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认为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10月20日公布的结论与事实不符，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

在当时，“钓鱼执法”事件在上海频繁发生，孙中界并非个案。

2009年9月8日，张晖开着私家车在闵行区的一个路口等红绿灯时，一名30多岁捂着肚子声称“胃疼”的男子，请求张晖搭载一程，之后张晖被当场抓获并认定为“非法营运”，处以一万元的行政罚款。

2009年6月21日，江涛因为“搭载”一男一女两名乘客而被当场抓获，不久之后，江涛重遇了这对男女，而地点正是上次上车的同一个地方，当时二人正在向一辆桑塔纳请求“搭载”，江涛上前交涉后发现二人身上带有录音设备。

据当时的初步调查，上海基本每个区都存在交通执法钓鱼的现象，全上海大约存在960名的钓钩，这些钓钩男女老少均有，年龄最大的79岁，年龄最小的16岁。

每次执法行动前，执法大队都会先行确定将要进行抓黑车的行动地带，然后会带着“钓钩”前去踩点。

钓鱼执法现象的出现，与其背后的暴利紧密相关。

各区的交通执法部门都有罚款经济指标，而每一起非法营运案件对司机的罚款是1万元，不交罚款就扣车。

对于“钓钩”而言，这也是一份收入可观的职业，每次成功钓到一名司机，“钓钩”可以获得几百元的劳务费，平均下来一个月也能获得几千块的收入。

而“钓头”的收入就更可观了，“钓头”是从他手下“钓钩”的劳务费中进行提成，手下的“钓钩”越多，“钓头”的收入自然越高，每个月“钓头”可以获利几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