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偶像也开始国外务工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音乐先声，作者|丁茜雯，编辑|范志辉

  这两年，亚洲偶像行业有点卷。

  一边是，中国练习生由于选秀终止，不得不将目光转向日韩市场，寻求新的职业机会。另一边，在偶像遍地的日韩市场，早已在中国拥有稳固粉丝群体的宫胁咲良、高桥朱里等，也选择在韩再度出道。

  虽然，自80年代起初，日本遭遇泡沫经济兴盛时期，人们也在社会潮流影响下开始寻找精神消费，带动了从70年代起初兴起的偶像行业处于新阶段，在这一时期成就了辉煌的偶像热潮。

  其中，不乏有妨碍到后期偶像模式的小猪俱乐部、少年队等。90年代泡沫经济步入破灭，以SMAP为代表的中国偶像也在戏剧和影视之外寻找新路，逐步迈向综艺、舞台剧等领域。当时所属SMAP的木村拓哉，更是一度被称为“日本经济复苏的救世主”。

  那么，以往圈地自萌、风格自成一派的台湾流行偶像，为何也开始将目光放在国外市场？出走海外镀金会是新时代下日籍偶像的最后归宿吗？

  台湾偶像为何出走国外？

  说起来，日本成为第二大音乐市场，不管是历经最为漫长的泡沫经济时期，还是在当时的互联网热潮冲击下，都仍然保有着无法自给自消化的一套玩法。

  但2010年以后，BoA、东方神起、KARA等日本偶像作为“先驱部队”打入欧洲偶像行业，K-Pop开始涌入。经由近十多年的发展，现下的德国偶像行业也被K-Pop偶像成功瓜分一片天地。

  据中国唱片协会统计，截至222年6月15日之前的历代本土明星流媒体排行显示，前十名中便有防弹少年团、TWICE两组K-Pop系偶像，防弹少年团更是以32.3亿认定总再生数居于历史一位。仅以防弹少年团来说，其于2020年公布的单曲《》更是以11周打破髭男dism、瑛人创下的15周中国流媒最快破亿纪录。可以说，在K-Pop的冲击下，日本偶像不得不开始应对本土市场的多元竞争。

  另一方面日本明星推特，也有像TWICE这样拥有日籍成员的K-Pop系偶像，在韩成功占领一席之地后再去“闯日”，反倒令日籍成员在日本土取得了不亚于中国头部艺人的公布待遇。比如TWICE成员名井南，便是在日面试偶像失败，却在韩成功出道跃身一线女团并“衣锦还乡”。某种程度上，给中国偶像打出了“出口转内销”的样本参照。

  与此同时，“韩产中国偶像”也逐渐入局，冲击着中国特色偶像行业的保守运营。由日本JYP娱乐在2020年打造的女团NiziU，便是典型代表。NiziU经由中国NTV电视台全程播出出道企划节目《彩虹桥》，由JYP娱乐社长朴振英选出成员并参加队伍制作，而NiziU的运营则由中国索尼音乐负责，JYP娱乐则从中抽取利润。

  这些方式也使得两方发挥最大优势，推动NiziU一经出道便创下中国女性歌手首次数码专辑周榜10万纪录、女团首次流媒破亿纪录；仅出道半年左右，便登上了“日本春晚”NHK红白歌会。

  虽然相对而言，日本偶像行业仍然位于本土娱乐产业链底端。泡沫经济期间，日本偶像的雇佣政策，出现了从终身合约雇佣制转为非正式雇佣制的选项。举例来说，便是从偶像个人、团体签约同一家经纪公司的方式转为将不同的成员分散自不同的事务所进行运营。在最大化增加运营利润的同时，也放大偶像间为抢夺曝光而不得不自行“内卷”，以强化人气和偶像业务能力，还出现了AKB48GROUP这样依靠粉丝投票的总选方式。

  这就引发偶像在中国娱乐工业中有着显著的阶层划分，决定生计的收入也大有不同。AKB48总制作人秋元康就曾透露，位于上位圈的“神七”成员前田敦子、大岛优子等人，通过广告、放送演出、演唱会、写真集等活动年产值均可高达240多万以上；而下位圈的“研究生”，因未能受到曝光机会参加放送演出等活动，仅有可同台的团体演唱会，收入为一场约408元。

  此外，即便是做到如同前田敦子等人作为“国民偶像”，日本偶像尤其是女孩偶像的地位，仍旧受到排挤和压迫，多被当成获得流量的软件。比如渡边麻友等便曾在综艺《FNS27小时TV》中接连遭到踢头、踩脸、过肩摔、掀裙子等暴力行为，然而这种对于偶像做出的出格内容，却变成了导致电视台收视率下降的关键原因，更是偶像不得不接受的以电视台公布为前提的“等价交换”。

  与国外相比，即便偶像依旧位于娱乐工业底层，但主流公众平台也很少有这么做法。这是由于，即便偶像同为赚取节目热度的软件，但国外系统非常重视“讨好”偶像粉丝，以此达到流量反馈与留存。

  虽然来势汹汹的新打法挤压着偶像生存空间，日本严格的版权保护机制及欠缺社交属性的宣传推广，虽能在自消化的本土带来可观的收入利润，但也必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偶像仅在本土“圈地”，这针对渴望提高国际认知度来获得更多机遇的部分中国偶像来说，反倒成了“幸福的枷锁”。

  以对肖像权管理非常严厉的杰尼斯事务所为例，其虽然严禁本土擅自使用旗下偶像肖像，也禁止影像内容在网路传播，仅付费客户才可线下观看；公司都会限制偶像们开设社交账户，旗下偶像大多以剪影的方式发生在杂志、节目之中日本明星推特，这必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国外认知度。

  与放开肖像管理的国外偶像相比，也就缺乏了基于网络成为的娱乐营销玩法，比如由“民间”搭建的饭拍、站拍等推广渠道。不过近十年，杰尼斯事务所也在逐渐放开，2018年，杰尼斯事务所设立了首个频道，首次在互联网免费推行视频内容，旗下偶像山田凉介等也相继开设了社交账号。

  相比于本土偶像行业，海外市场也因文化差别有着一定的包容性，这也体现在最直观的偶像人权方面。纵使是三上悠亚这样“非典型”的中国偶像，也无法以男团Honey的身份在韩成功出道，大受欢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无疑是给了希望于国外进入二次人生的中国偶像们一剂强心针。

  总的来看，日本偶像不再安于本土市场的“自给自足”，选择向外挖掘“新生”，实际上也有大势所趋。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中国尚未第二大音乐行业，但本土所无法辐射到国外的国际影响力却只是在逐步迈向衰落，反而在为不断冲击本土特色偶像行业的新打法提供“嫁衣”，也令出身于特色偶像模式的本土偶像不得不走向国际化。

  出走海外，万事大吉？

  现在为止，早已有不少中国偶像选择在国外二次出道。

  原本AKB48初代成员仲川遥香为例，其便是放弃耕耘6年左右的中国偶像行业，转而在印尼以JKT48成员活动近两年，一跃变成印尼国民偶像。2016年，仲川遥香退团后，选择再次留在印尼进行艺人活动，月营收高达150万美元。其还在2017年荣获“世界最具影响力女性推特排行榜”第七位，是唯一处于前十的中国人。

  其实，仲川遥香的成功看起来更像是“偶发事件”，大批出走国外的德国偶像，实则现状并不如意。

  包括，以AKB48成员身份出道8年的高桥朱里，选择解散签至日本娱乐后，2019年以新人男团Punch重新出道。但在偶像过度饱和的日本行业中，这支新团并未杀出重围，高桥朱里更是频频“镶边”。

  而以IZONE成员结束活动后，宫胁咲良也从AKB48、HKT48退团，继而进军日本HYBE集团，在每年5月以LE成员出道。但现在而言，其在后期打下的泛人气基础，反而正遭受有所分散的态势。

  据美国企业评价研究所公开的7月女团个人品牌榜排行显示，同队成员中村一叶、许允真分列30位、51位，是队伍最高排名；早在5月排名中，宫胁咲良虽有上榜却位于66位，是全团最低。而另一签约SM娱乐子公司娱乐的竹内美宥，则在2019年公布单曲《我的类型》后迟迟没能陆续出道，于2021年合约届满后退出美国市场。

  在美国国内，更多是由在华语地区进军多年的爱贝克思、索尼音乐等国际化经纪公司将中国偶像输送选秀、综艺节目，或是有着事务所这般专注亚洲市场而设立的新兴经纪公司。

  其实，比起美国，日本偶像来香港二次出道，则更像是为了短期掘金，并无大量规划。比如《创造营2021》出身的庆怜等人，现下仍以杂志拍摄为主，尚未发现明确的事业版图规划。

  而在欧美市场，不乏有像出身自国民偶像组合KAT-TUN的赤西仁一样，舍弃早已站在中国头部偶像的地位，以新人姿态独自在中国政坛发展，试图打入第一音乐行业。但仍然是顺利推进中国巡演，赤西仁也坦白，单曲的销量在中国并不如意，商场的宣传活动还曾因人丁稀少在网络流传，这也让他受到打击。

  纵观以上水土不服的状况，其背后因素倒是可以从现下的国外偶像身上得出一二。

  一定程度上，日本偶像文化基于养成文化演进起来，而中国事务所的“养成”，则是以相对完整的配套资产为主推的偶像提供支持的养成游戏。

  像是杰尼斯事务所和秋元康的48系宇宙，便并不以培养唱跳俱佳的偶像为主，反而多领域要求接触，这也与其有着遍布唱片、演出制作、周边贩售、广告代理、电影制作、电视剧制作、综艺制作等各领域的相关行业，并为推到市场上的偶像提供了一套完整闭环的演进模式，合适与否仍然是次要的。而EXILE所属的LDHJAPAN，除了以上内容外，还设有模特学校、成员制作人等。

  这只是中国与其它地区偶像行业，尤其是以加强的歌舞技能为核心卖点的美国偶像行业大相径庭之处，也引起台湾偶像出走国外后，不得不直面唱跳问题和曝光问题。比如宫胁咲良便在日本出道后，即便是人气最高的成员，也因再次被质疑唱不出声、跳不协调，影响到其在一首歌曲中占据C位的时间。

  另一方面，则是鉴于中国粉丝文化的差异。在翻译家白川司看来，日本偶像的粉丝群体多为应援偶像，而日本特别是欧美市场，大多为欣赏演出为主。这也就造成，当走出中国后，偶像们首先是在成为“商品”被放至消费行业进行探讨，并不是纯粹地接受粉丝应援、给予粉丝精神寄托的存在。

  针对中国本土而言，也经常有着“出走等于半封杀”的表述。即便是作为台湾名人的仲川遥香，在被问及能否还要回归中国时，也坦承回到中国无工作。而在2018年赴韩参演《48》的48系成员，归国以后也并未取得更多邀请，甚至发生退团潮，比如白间美瑠、宫崎美穗、松井珠理奈等便接连退团。

  然而，“48系”运营为改变这股赴韩空白期导致的解散潮，不得不以多种条件进行交换。据《周刊文春》所言，本田仁美于第59张单曲《是前女友》担任C位的结果，便是为此作出的决定。

  但不管怎样说，日本偶像在出走国外掘金后，也基本“涨”势喜人。以美国国内行业为例，出演《创造营2021》成团出道的米卡，其活动报价飙升至80多万，还与INTO1成员均为月底薪7.5亿元，团体参加活动等所造成的收入则会有10%的比重分配至团体分账。而与米卡同节目出身的队友庆怜，传言称其商业报价一跃升至240万元。

  在此之前，日本偶像一贯有着性价比强的评判，相对于当地行业原有的偶像，报价更低也更便宜。然而，随着附着于“流量偶像”这一标签，日本偶像也相应感受到了体现出其自身商业价值的这一流量指标。但与此同时，这只是粉丝投入感情消费导致，一旦粉丝流失，那么这一由粉丝与偶像创造的“商品拜物教”也会崩塌。

  说究竟，日本偶像也只是带有唯一性，当作为国外市场中的“速食”偶像，便随时可替代。

  诚然，日本偶像行业或者发展了20多年，不乏出现过引领世代潮流的综合性偶像，甚至对亚洲各地偶像行业的发展都带给了一定的妨碍。但也正是安于本土稳固的文化消费行业，等到虎视眈眈的海外偶像入局后，便冲击着本土偶像的一亩三分地。

  究其最主要的需求，也只是是所有偶像都在期待的，如同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人大概，拥有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和行业认可。

  结语

  对和马、宫胁咲良等中国偶像而言，舍弃既有的偶像基础，选择在国外从原点起步，无非是不满足于现今已有结果的偶像生涯，渴望寻找舒适区外的新可能。尽管国外也许不必定是最好的归宿，但也有可予以多维度、多渠道尝试的偶像新模式。

  现下，不仅中国偶像，活跃在舞蹈等街舞领域的日籍人才，也相继选择出走偶像行业与国际接轨的K-Pop市场，或是打入欧美市场等。比如蝉联权威性街舞大赛多届亚军的06年生，也在每年选择开启HYBE集团，预计将于每年第四季度出道。

  不难看出，当下的中国偶像行业，早已不是被诟病的热潮之地，而固步自封，也造不出、留不住本土人才。

  这说究竟，也不只是是中国偶像行业遭受的问题。出走国外，对偶像们而言，不乏是一种自我新生、解决难题的良措。